“期货之父”常清讲述:三十年前价格改革困局中,期货市场如何诞

发布时间:2019-11-01 21:26:58 人气:4488

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漫长征途中,《经济观察报》记者陈山出现了“摸石头过河”的人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并且一直很坚强和勇敢。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过去带头的人的前瞻性思维、大胆决策和负责任的精神在时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一个人的成就必须归功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常清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反复提到的。这位60岁以上的老人拥有众多“标签”——中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之一、“期货之父”、经济学家、“十大mba杰出教授”等。即使头上有这么多“光环”,常清仍然保持着谦虚学者的态度。像一个温和的老人一样,他和记者谈论他的二三十岁。

“价格改革”的参与者

1985年,常清毕业于吉林大学,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习价格理论和政策。这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相吻合。“什么是市场价格”和“如何形成市场价格”这些现在看起来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却难倒了当时的改革者。在此期间,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商品供应不足,价格改革放开了部分商品价格后,出现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问题——腐败、“官员流失”和价格扭曲……市场风险加大。

作为改革先锋的一员,当时常清的工作是观察物价情况,并通过调查向中央政府报告物价情况。常青向记者指出,由于多年来价格管制的突然放开,价格秩序混乱,价格大幅上涨,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据当时统计,1985年双轨价格制开始时,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比国家价格高出30%~50%。到1988年底,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出1~4倍。

随着价格迅速上涨,恐慌在人群中蔓延,引发了对商品的抢购。常清回忆说,他在北京三里河红塔购物中心看到一位老人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所有的肥皂,一个人十多年都不能用。当时的情况令人震惊。人们想把所有的纸币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此外,随着权力介入交易,还出现了从计划到非计划的“官员更替”问题,引起了公众的愤慨。“当时,人们称之为渠道少,链接多。一些空壳公司卖给了我,我也卖给了你。价格混乱,人们不停地抱怨。”常清说道。

“当时,舆论从不同角度指责价格改革。这些问题是改革者意想不到的,也是30年计划经济的后遗症。”当时,专注于研究工作的常清也非常渴望看到混乱。如何在改革中解决这些问题成了他心中的一块石头。常清坦率地说,在1985年至1987年期间,每个人都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期货研究小组的成立

面对双轨制价格信号和流通秩序的混乱,价格改革面临着“进”和“退”的选择,中国期货市场在价格改革的这一“两难”中应运而生。

当时,媒体称,价格自由化并不等于市场的形成,而是更加混乱。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回去,这意味着价格改革会失败。“所以我们想找到一条价格改革的道路,所以我们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广泛查阅了资料,借鉴了国外经验。在探索的过程中,不同的研究小组都研究过商品期货。”常清说,当时的时间节点可能是在1987年。他们发现期货市场已经形成了商品的时间序列价格。这些商品是最基本的产品。只要商品价格理顺了,各种后续加工成品的价格自然也会理顺。

当时,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小组的重要成员,常清在理论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大家一致提出,为了解决双轨制度问题,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应该建立两个市场:一个是期货市场,主要交易商品;另一个是新鲜食品的流通和批发市场的建立。

1988年,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建立了期货市场研究的主题。今年,当时的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种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这是令常清和其他人兴奋的消息。从那以后,中国期货市场开始萌芽。

后来,作为该项目的具体实施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了这项任务。作为价格小组的骨干,常清已经成为这项工作的骨干。“考虑到当时中国研究期货的人很少,期货市场的建设是一项全新的、系统的工作,我当时提出了一个思路,就是集中全国力量解决关键问题,成立一个机构。该组织不仅是一个研究课题,而且将来还可能开展试点工作。”据常青介绍,当时,按照这一想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期货研究人员立即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期货市场研究工作组”(以下简称“期货研究小组”)。期货研究小组的任务主要是研究期货市场的理论和政策,并为期货市场设计一个试点方案。常清被任命为期货集团秘书长,负责重大研究任务。后来,商务部也参与其中,团队成员进一步扩大。

开展试点工作

常庆回忆说,1988年4月和6月,期货研究小组分别在北京举行了两次全国座谈会,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期货市场的具体试点方案、期货交易组织和运作模式,并通过共同努力形成了《期货制度研究报告》。他告诉记者,在那些年里,他仍然深受感动:“当时没有财政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会议室主要用于接待外宾。我们只能在大办公室开会。一个房间挤满了人,条件非常艰苦。”

给常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报告递交后不久,李鹏总理很快下达了指示:同意试点,但要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一个计划。迄今为止,期货研究小组的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与此同时,这些改革者面前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开展期货试点,关键是要尝试什么,从哪个品种、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开始?

在试点工作开始时,包括常青在内的期货研究团队遇到了许多障碍,处处碰壁。可以说,当时在理论和政策上有许多难题。起初,试点品种的选择是当时的模式,由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共同组织,试点必须得到各部委的支持。常清回忆说,他们曾考虑从金融期货开始,发展股指期货和外汇期货,但央行认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与普通商品不同,不能放松对自由期货市场的监管,因此拒绝了期货研究小组的建议。此后,国家物资总局(后改为物资装备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也相继否决了研究小组的提议。

常清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他永远不会忘记物资总局局长在座谈会上的话。“现在混乱无序,投机猖獗。如果中国再次支持期货,它将认识到投机,整个物质供应将被中断,国民经济将崩溃。”另一方强烈反对,并建议“应加强物质系统的干部队伍建设,并将物质送到工厂、村庄和田地。工厂和消费者之间没有中间联系,因此国民经济可以理顺。”由于意见相左,常清想起会议进行得不顺利。

这种“冷淡的接待”让期货研究小组不知所措。在与商务部讨论之前,商务部向期货市场寻求帮助,原因是农产品的粮食买卖经常遇到困难,价格急剧上涨和下跌。试点工作发生了重大转变,期货研究团队最终率先确定了粮食期货试点。

然而,寻找试点城市也存在问题。常清说,当时他带领一个三人小组以三种方式在全国开展交流和讨论。广东和上海是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亲自率领代表团进行游说,但似乎最有希望的两个地方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当时,我非常失望。这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但我没有热情去尝试。”常清说,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你必须花时间解释什么是未来,它们扮演什么角色。谈了半天后,对方仍在发呆。此外,因为飞行员没有财政支持,只能依靠当地政府,所以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笔钱。

后来,我们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了我们自己的“关系”。队长田原来自河南,他跑到河南。当我在吉林上大学时,我去吉林游说。”常清回忆说,期货研究小组当时做出了很大努力,最终初步构架了四省一市,即提倡粮食期货的河南省、提倡生猪期货的四川省、提倡水稻期货的湖北省、提倡玉米期货的吉林省和提倡钢铁期货的石家庄市。

1990年,中国期货市场的第一个试点——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现称“郑州商品交易所”)诞生,成为中国期货市场的里程碑事件。期货飞行员开始了第一次尝试。随后,全国各地和部委开始积极响应改革者的建议,积极开展试点交流。试点的成功被认为是中国期货市场建设的关键一步。常庆表示,期货市场试点的成功解决了价格改革的双轨过渡问题,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商品市场价格体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终身愿景

在常清看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八年也是他人生的黄金八年。那时,人们因为忙于工作而忘记吃饭是很常见的。当他们饿的时候,他们喝热水来缓解饥饿。这是一次让他一生自豪的经历,也让他深深感受到改革者的艰难困苦。

实践中,我也深刻认识到,只有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改革智慧,政府、学术界、企业界齐心协力,试点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常清接着说,“我们正在进行价格改革。如果我们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应该继续向前推进。如果你做得不好,你会耽误事情和国家的未来。你是个罪人。”正是本着这种信念和承诺,以常清为代表的期货研究团队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

从1988年春天开始,常清开始了他一生的期货研究斗争。无论是参与期货市场的建立,还是后来“出海”成立期货公司,并担任中国期货协会副主席等。,他的一生与未来密切相关。2005年,常清开始在中国农业大学开设期货专业,通过教书育人将人才输送到期货市场。

目前,经过30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期货市场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品种体系,培育了一定的市场深度,并开始了国际化进程。常清坦率地向记者承认,他毕生的愿景是将中国期货市场建设成为亚太时区的定价中心,并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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